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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19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余华英拐卖儿童上诉案，并于当日宣判。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，对余华英的死刑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这起备受关注的拐卖儿童案终于迎来结局。背负17名被拐儿童、12个破碎家庭的悲剧，历经两年、四次审理，余华英最终被判死刑。把她送上法庭的是杨妞花。29年前，余华英把这名5岁的女孩从贵州拐走，卖到河北邯郸，价格是3500元。两年前，寻亲成功的杨妞花报了案，不到一个月，余华英落网。“我父母躺在坟头就是事实。余华英拐走我之后，我家人倾家荡产在找女儿。”12月19日，第六次和余华英在法庭上对峙时，杨妞花讲述了自己和其他被害家庭的经历。庭审从早上持续到下午，最后，她和数十位被害人家属一起，听到了意料之中的判决。离断余华英今年61岁，法院公开的庭审影像中，她瘦削，略微驼背，颧骨突出，一头短发灰白，常低着头。杨妞花能感觉到余华英这两年的变化。回忆起之前几次见面，杨妞花记得，余华英曾在第一次开庭时道过歉，“她说‘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走上这条路，我也觉得对不起大家，但是大家不原谅我，我能怎么办’。”杨妞花觉得，余华英似乎曾想抗争。“她在庭外的时候一直哭，但一走到庭内就会抬头挺胸。”直到两个月前的重审一审宣判，杨妞花发现余华英有些变化，“她手一直在抖，垂头丧气，不再抬着下巴，也没有死死盯着我。”在被拐卖的众多儿童中，杨妞花无疑是特殊的一个。据余华英供述，1995年初，她在贵阳租住，“（来贵阳）就是找小孩卖到河北邯郸的。”半个月没找到合适的男孩，她盯上了租住在一楼的杨妞花。一天早上，趁大人出去，她对女孩说“带你去玩”，就这样把杨妞花带到了贵阳火车站。路上，杨妞花说“要回去”，对方就吓唬她：“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。”她想上厕所也被拒绝，不得已尿了裤子，又被余华英踹倒在地。下了车，杨妞花被卖到邯郸姚寨村，成为一个聋哑男人的女儿。远在南方的那个家庭从此坠落。杨妞花的姐姐杨桑英回忆，妹妹不见之后，父母每天都在找。怕人贩子把女儿带走，两人卷着被子住进火车站，父亲也开始酗酒。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，耗尽全部希望的父母相继去世。杨桑英从此跟着外婆生活。长大后的杨妞花也一直在找父母。她尽力拼凑着关于家乡的回忆，一点点打听，也向宝贝回家（寻亲公益组织）志愿者求助。2021年5月3日，她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。事情很快有了转机，视频引起了上万名网友的关注，包括她的亲姐姐。2021年5月15日，杨妞花回到了位于贵州毕节织金县的老家。她本计划站在父母面前，看看自己和他们长得有多像。但那天，她翻了山，找到了一小堆坟。她跪倒在疯长的蒿草旁。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9个孩子。新京报记者梳理法律文书发现，1993年到2003年，余华英伙同自己打工时认识的龚某良，以及自己的丈夫王加文，先后从贵州、重庆和云南拐卖了17名儿童，涉及12个家庭。这些孩子多是五六岁的男孩，卖出的价格一般是四五千元，最高的12500元。其中五起犯罪中，余华英同时拐卖了同一个家庭的两名儿童。作案手法大同小异。余华英和龚某良每来到一个城市，都会一边租房居住、熟悉周围的人，一边物色目标。被她盯上的孩子，父母多半整日在外工作，有的摆摊，有的扫马路，余华英便以“买糖吃”“出去玩”为理由，将孩子带走，送到河北邯郸，通过中间人寻找收买人。多个家庭因此深陷痛苦。有父亲直到去世也没看到孩子回来，临终前嘱咐妻子“不要放弃寻找”。有的夫妻因此有了矛盾，离了婚，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来寻人。有父亲跑到电视台登寻人启事，跑去四川、河南打听。有父亲把所有收入都用在找孩子上，打工赚到钱就去各地找，钱没了就再打工。“余华英把儿童当做商品任意买卖，严重侵犯被拐儿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。同时给被拐儿童家庭造成严重伤害，致使亲情离断，难以弥补，有的父母为此身患疾病，甚至郁郁而终。”在最终的判决中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描述。受审“我有一瞬间后悔了，我是不是不应该找家？渴望了那么多年的亲情，（到最后）什么都没有。”杨妞花总觉得，“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。”她决心让人贩子受到惩罚。2022年6月5日，杨妞花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报案。警方立即立案调查，2022年7月1日，办案民警向阳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嫌疑人余华英已被抓获。指认照片时，杨妞花一眼认出了嫌疑人。“她的形象在我脑子里一直存在，窄窄的脸，外眼角往下耷。”“瘦瘦的”“颧骨高”“黑黑的”，很多被拐儿童都对余华英有印象。“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圆脸。”余华英也记得杨妞花。据报道，2023年7月14日，该案一审开庭时，杨妞花问余华英：“你还认得我吗？”余华英低声答：“认得。”当时，检方只查明了余华英的8起拐卖事实、涉及11名儿童。余华英当庭表示认罪认罚，但无力赔偿多个被拐儿童家庭的经济损失。2023年9月18日，法院判处余华英死刑。她认为量刑过重，当庭表示上诉。两个月后，该案二审开庭。被害人代理律师王文广曾透露，余华英一方提交了一份证据，“和她一同生活的男人出具了情况说明，证明2014年之后没有发现余华英再犯罪。但出庭检察员认为与本案无关，我们也认为无关，不足以成为减刑理由。”王文广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庭审过程很顺利，余华英虽然对拐卖11名儿童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，但不承认曾殴打、虐待被拐儿童。未等到二审宣判，公安机关发现了新的犯罪事实，案件被发回重审。这次，余华英身上的另外4起犯罪事实、被拐卖的另外6名儿童终于浮出水面。其实，余华英的犯罪道路比人们想得还要长。2003年之后，她又于2004年拐卖了两名儿童。那次，她（使用假名张芸）被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经减刑于2009年5月18日刑满释放。她在服刑期间写下一份自述，称自己原是云南鹤庆县白族人，出生在很穷的家庭，有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。她8岁上学，但只读了两年，母亲便去世了。余华英辍学，回家劳动。17岁时，父亲去世。21岁，她结婚、来到重庆，两年后生了女儿。而犯罪的起点也更早。据报道，在2023年的一审法庭上，余华英供述，1992年，她和打工时认识的龚某良生下一个儿子。但当时两人各有婚姻，无力抚养。通过邯郸的中间方，他们以5000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个孩子。正义王文广曾在该案重审一审开庭时询问余华英，卖掉儿子后，是否想念过他。余华英答：“也想（念）过。”“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被你拐走了孩子的其他家庭，他们也会想念自己的孩子？”王文广继续问。余华英沉默。那次庭审，余华英最后说了一句，“我伤害了这么多家庭，希望法院从轻处理，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但王文广表示，“这么多起（犯罪事实）她都未主动、如实供述，检方认为，这不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。”今年10月25日上午，该案重审一审宣判。余华英再次被判死刑，也再次当庭表示上诉。很多被害人家属表示，虽然对判决结果满意，但余华英的持续上诉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。“持续上诉是她的权利，也在意料之中。”在重审二审开庭前，杨妞花连续几天睡不好觉。“每一次开庭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，躺在床上就不由自主掉眼泪。”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坦言，“希望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不想再面对她。”杨妞花计划，只要在庭上有发言的机会，就要把自己了解的全部被害家庭的经历都讲一遍，“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。”这几年，杨妞花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第一次见到余华英时，她心里全是恨，想要让她坐牢、得到严惩，“想硬碰硬，很担心会轻判。”第一次判决后，杨妞花的心突然放下来了，“掉泪掉了两分钟”，觉得父母终于可以安心，不再惦记她。后来，余华英一次次被重判，越来越多寻亲家庭团圆，网友也和她一起声讨人贩子，杨妞花心里的恨意虽然没有减少，但是她开始相信，正义很重要，正义也一直存在。“这不仅仅是杨妞花追究人贩子余华英的一场审判，更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杨妞花不再是那个孤胆英雄。”重审二审开庭前，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并没有准备新证据，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很有信心，对二审维持死刑判决也充满信心。结果果然在意料之中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，余华英主观恶性极深，犯罪后果极其严重。原判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，定罪准确，量刑适当，民事部分判赔合理，审判程序合法。法院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死刑原判。该裁定为终审裁定，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“全社会都务必高度警醒，形成反拐共识，让天下无拐，悲剧不再发生。”一名检察员在庭上发言。数十位被害者家属到庭旁听，其间不少人流泪。有家属发言时难掩悲伤：“我就只有这一个孩子，偷走了，我一无所有。”有人注意到，余华英态度恶劣，时不时反驳律师。王文广透露，对于这次最终判决，余华英依然认为“过重”。不过，这大概率是杨妞花最后一次面对余华英了，持续两年的较量终于告一段落。但她的事业还没结束。杨妞花计划，未来要继续帮助寻亲群体，“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我会坚持走下去。”新京报记者 彭冲SourcePh" style="display:none"，这一点在heLLoword翻译官方下载中也有详细论述
■ 观察家审慎对待事业单位招聘，非常必要。据报道，江苏省日前印发通知，对改进和规范事业单位招聘提出新要求，规定严禁借“人才引进”等名义搞“绕道进人”，不得自行制定面向特定人员的专项招聘（定向招聘）或加分等倾斜政策，不得随意扩大国家规定的倾斜政策范围。“有编”的事业单位招聘，在职场的价值排序上，向来排在前列。但与此同时，现实中，一些人却对事业单位招聘动起了“小心思”，往“人才引进”“定向招聘”等倾斜政策里边掺沙子，妄图浑水摸鱼。此番江苏省发文要求对事业单位招聘设红线、划禁行区，规范引才招才，并要求常态化严格监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，将在一定程度上杜绝歪门邪道，更好规范事业单位招聘秩序。人才引进也好，定向招聘也罢，本来是各地招揽人才的手段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国内许多城市为了加快发展高端先进产业，引进高层次急需人才，纷纷建立人才引进绿色通道。但类似“绕道进人”等歪门邪道也泥沙俱下，顺着“人才引进”“定向招聘”的宽阔河道而大行其道。按说事业单位招聘有着相应的规范、制度和监督，而且，近年来各地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治理举措。那么，为什么违规招聘仍时有发生，一再冲撞社会共识的底线？这首先与所博取的利益太大有关系，只要涉险过关，就会谋得一个不错的“铁饭碗”。此外，也与被查到、被问责的风险较小有关。人才的事情，标准不太好掌握，有可以扯皮的空间。而从以往公开报道的违规招聘案例看，即便被发现，相应的处罚也难谈特别严厉。这也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景观，一边是各种查处、整治的行动和政策，一边却是各种变着花样的“萝卜招聘”“绕道进人”。可见，若想严肃事业单位招聘纪律，真正把各种禁止性规定落到实处，就必须下大力气、动真格的，拿出更大的力度和决心。比如，在“人才引进”方面，就不妨进一步明确所谓“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”的具体专业方向、从业经历、案例成就等，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监督，而不是混杂在一起，让人看不出头绪。再如“定向招聘”，则要尽可能规避以往曾发生过的违规操作。像只面对内部人员、画像只针对个别人等，所有的加分政策也要明确范围，做到机会公平，不能成为特别选拔某个具体人的工具。此番江苏省明确要求不得随意扩大国家规定的倾斜政策范围，等于也为一些地方无底线的倾斜划出一条边界。而无论如何，在引才上的“大水漫灌”都是不可取的。不仅会造成事实上的违规操作，从而导致社会不公，也会形成人才浪费。因此，在当前背景下，各地尤其需要审慎对待事业单位招聘。唯有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，切实做好招才引才工作，方能给应考者一个公平的机会。□胡栖安（媒体人）SourcePh" style="display:none"